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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时间6月4日消息: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开幕,中国队再一次无缘决赛圈——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,中国已连续24年未能晋级。即便本届参赛队伍扩充到48队,中国仍未能杀入大名单。近年来,尽管经济体量与人口优势明显,但国家队战绩和整体竞争力却出现下滑:国际足联排名从2016年的第82位跌至如今的第94位;去年6月,中国队在晋级争夺中0-1负于印尼,彻底断送了出线希望。
对这场颓势的反思指出,中国足球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。2016年曾出台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,目标是到2050年跻身世界强队行列,并在全国建设约7万个足球场、到2020年让3000万学生参与校园足球;同时,中超联赛借巨额资金吸引了奥斯卡、保利尼奥、卡洛斯·特维斯、胡尔克等世界级球员。从2015年至2017年,中超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的投入超过11.2亿美元。
然而,很快暴露出资金运作与发展逻辑的问题。大量资金并非源自健康的商业模式,而与房地产资本深度绑定:到2018年,中超16家俱乐部与房地产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,许多地产公司借助足球与地方政府建立关系,以获取土地开发或财政支持。俱乐部运作更多侧重于政治和地方利益交换,而非建立可持续的收入体系——与注重转播权、商品化和球迷培育的欧洲俱乐部不同,这种模式缺乏长期生命力。
新冠疫情爆发后,房地产市场大幅回落,监管收紧导致资金链断裂,不少俱乐部陷入经营危机,甚至出现连电费都难以为继的情况。自2021年以来,超过40家职业俱乐部宣告解散或停摆。此外,操纵比赛和腐败丑闻也令足坛蒙羞:前足协高层因受贿被判刑,前国家队主帅承认在执教期间存在行贿、操纵比赛的行为,并交代为获得主教练职位曾支付巨额款项。
除金钱与管理弊病外,基层足球文化的薄弱同样是结构性问题。尽管近年在场馆建设上取得一定成绩,但本土自发运作的社区俱乐部较少,注册球员与注册球队的数量并不理想:目前约有98万名注册球员和约4万支注册球队,这一规模甚至不及人口约为中国4%的英国。教育体系的应试压力也是一大障碍:中学生为备战高考往往放弃体育训练,不少孩子在12岁左右就离开俱乐部,导致青训断层严重。
不过,近年来也出现一些令人振奋的变化,而且这些变化并非来自顶层的大规模投入,而是源于草根与社区的复兴。以江苏为例,一项由普通市民参与的业余联赛迅速走红,参赛者来自教师、外卖员、程序员和学生等各行各业。去年的决赛现场观众超过6.2万人,网络直播观看量达到数十亿次,门票价仅约3美元,但据估算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观。更重要的是,这类赛事重建了社区间的足球热情:普通市民代表家乡出战,邻里为队伍加油,足球成为联结地方的社交与文化纽带。该地区也有球员因此入选国青队伍,进一步证明了基层联赛对人才发现的价值。
与此同时,青年队在区域赛事中也有亮眼表现:今年早些时候,中国首次闯入U23级别的亚洲杯决赛,基层注册球员数量在过去一年内几乎翻倍。总体来看,尽管距离世界杯决赛圈还有很大差距,但足球的希望正从学校、社区和地方俱乐部中逐步积累——这一转变表明,中国足球未来的复兴更可能依靠广泛的群众基础与长期的青训培养,而非单靠大额资本和政治口号。